仲恺文化 | 廖承志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二三事--廖何历史㊺
许多人都知道,廖承志重视华侨教育,生前一直担任华侨大学的校长和暨南大学的董事长,为侨胞、港澳同胞子弟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和母亲何香凝一样,都是新中国华侨教育工作的创始人。其实,在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上,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和重要思想。
语言天才廖承志
廖承志是语言天才,懂日、英、德、法、俄五种外语。
1948年的廖承志
1937年5月到延安采访过的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廖承志:“他脸庞消瘦,鼻子很尖,思维敏捷,说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操美国口音。……我发现他的确多才多艺,他讲德语、日语、法语、俄语、英语和汉语。”
20世纪30年代来支持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国籍的美国医生马海德这样描述他见到的廖承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小村庄,他穿着一身打满补钉而又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见面后,他便用流利的英语向我问候。这一天,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为了尽快让他掌握中文,组织上遂安排他和廖承志住在一起,教他中文。马海德说道:“一九三七年,廖公只有二十几岁,就担任了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当时,由于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廖公就把电报稿装在口袋里,边拿边译……”,使在延安窑洞中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能及时掌握最新的国际动态。
1946年廖承志重回延安
1938年4月到达香港后帮助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廖承志是“一个矮壮的红军老战士,高明的语言学家(除了北京话和英语,他还会说流利的日语、法语和德语)”。日本朋友则对他的日语水平赞叹不已,说他讲日语流利,带着标准的“江户口音”,关于日本政治、历史、文化的知识很丰富。
廖承志自己也讲过,因为外语说得好,到欧洲从事国际海员工作时,教中国海员学习外语,以外语教师身份做掩护,甚至于“后来做秘密工作时,冒充牧师都混得过去”。新中国成立后,他管外事、侨务、统战联络等工作,在谋求世界和平的事业和国际事务中更是大展身手,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奇妙的廖”之赞叹。经周恩来批准后1955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廖承志办公室”,廖承志是周恩来总理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和重要参谋。
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期间的廖承志
关于外语人才培养
关于教育发展和外语人才培养问题,他始终围绕国家发展需要来考虑。特别是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跟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外事任务很重,而我们的翻译水平不高,非常急需外语人才,他从“现在我国的外语水平、能力不能适应这个需要,相差很远”来强调外语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廖承志兼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时,曾对大学外语教学问题提出三点建议,反映出他对大学外语教育的思想。他说:一是外语系的党总支书记都要懂外语,才能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与专业教育配合得好。否则,外行是不能合拍的。二是坚持一定要建立复语制教学体系,各外语系的副主任,管教学的领导,一定要掌握第二外语,才能适应教育的要求,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外语人才。这是形势的急迫需要,他说:“现在我们的外事任务很重,而翻译水平不高。比如去联合国担任翻译,要懂两三种语言,起码英文、法文,在联合国才能算是个合格的翻译。……现在我们能两种外语运用自如的有多少呢,屈指可数,少得可怜,而且都老了,有的五六十岁了。”三是要补充教师力量,需要大胆引进人才、“请外国来华专家教外语是可以做到的”,满足教学的要求。
廖承志结合自己的经验之谈,认为应该克服对复语制教学的畏难思想,他说:“英文好的学法、德语不难;懂俄语的转过来学拉丁文法文比较容易;西班牙语好的学意大利语困难也不大。”“……英语底子打好以后再学第二外语。现在的日语差不多十句中有一句是英语”。
他还就外语教育如何从小抓起实行小学、中学到大学一条龙、如何把听读写讲结合起来、要用全外语教学等等教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很多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比如“大学上外语课时,用中国话讲就不行”。总之,他要求“大学应当大量造就熟练英、德文的人才。这对外交斗争,外事访问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等都有很大用处” 。否则,“如果外国语这个工具掌握不好的话,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关于足球教育
廖承志终身爱好体育,“他的乒乓球、篮球也打得不错,身体一直很好,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很关心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只要有可能抽出时间就会观看中国足球的比赛。他认为足球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球类运动,是“球中之王”,足球水平如何某种程度上表明体育水平的高低。
1979年,中国足球协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廖承志被选为足协名誉主席,更是对足球发展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发展足球事业的形势逼人、形势喜人的情况下,他全面考虑如何提升我国足球运动水平。
他关于发展足球事业、培养足球人才、提升足球水平的很多思想,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十分“时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于足球运动,他说,足球是一项十分激烈的运动项目,“两军相遇,勇者胜”,强调运动员的精神状态跟在球场上踢得好坏直接相关。要踢好足球,一定要提高士气,发扬勇猛、求胜的精神,他“希望我们中国队的同志们,为了国家的荣誉,无论如何要踢出水平来”,他用红军时代和解放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以少胜多、以劣势取胜的经验说明,勇于对敌的思想非常关键。他强调:“要勇敢,发扬冲锋精神,敢于胜利,敢于搏斗,鼓起高昂的士气。因此,什么要稳一点呀,这统统是废话。你稳,人家就攻,你稳,就只有被动。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给大家谈清楚” 。
关于足球比赛,他一方面强调要整个队伍的协同配合、灵活反应、把握好球场上稍纵即逝、变幻莫测的机会,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在比赛中有个很大的弱点是,传球和接球时总比人家落后一秒,我们总是站在那里像老爷一样等着对方的球传来,才上去抢,这样失误就多了”。另方面在个人表现上,要“该铲的铲,该超的超”,一定要脱离“打文明球软绵绵的状态”,寻求个人突破,敢拼敢抢。
关于足球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问题,为了把足球运动搞上去,就必须有足球人才。需要刻苦的训练、系统的培养。足球人才培养一定要从小抓起、加强训练、组织比赛,才能提高水平。他说:“从小足球开始,从少年时代开始,经过严格的训练……从七八岁开始,一直踢到十六七岁,就会像个样子”。他要求体委、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学联,都要重视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和足球运动的开展,认为团中央搞了五百个少年足球队,“还太少,至少一万个队”。还要“大办足球比赛”、大兴足球运动的氛围,以培养拥有容志行那样的足球队,一万个队做不到,一百个行不行?“再退一步要求,争取十个队能不能办到?“
不断奔忙的廖承志在汽车里留影
总之 ,他殷切地希望各级有关领导能认真研究,一步步提升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争取打赢”。
下周一,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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